作者序

1999年，我主编了第一本《金融理论前沿课题》，没有想到反响非常好，目前已经印了十多万册，可见读者对理论的兴趣，对研究的向往。但屈指算来，已三年过去了。过去的三年中，金融发展日新月异，金融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金融也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金融业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我们也同样面临金融研究如何同国际接轨，如何理解并运用国际上的金融研究成果来理解世界金融发展，并用其来研究中国金融业的现象和寻找其中的规律。这就促使我们开始考虑编写《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第二辑）。

中国的金融研究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金融研究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有人理解为“差距”。我认为主要不是“差距”，而只是一种方法上的不同而已。两种方法各有其优劣之处：中国的金融研究主要是对策性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容易为我国的决策者掌握和运用；而国外的研究以学术研究为主，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数理方法，只能由学术界和“社会精英”所理解和掌握。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研究不算是学术，这或许是对的，但是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研究是符合中国需要的，因此也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然而，过度地注重实用性，其副作用是我国的“经济学家”数量众多，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都可以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且一旦成为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你就可以随时看到他们对各种经济问题发表见解的身影：今天谈宏观经济，明天谈企业改革，后天谈金融问题，再不就谈农业问题、国际贸易等等。国外的学者就没有这么潇洒，他们只敢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发表观点，一般不大敢在其他领域发表“高见”，因为那样很容易被人笑话。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上的学术研究只是象牙塔里的供品。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被领导人（政府的领导人和企业领导人）所运用，你可能经常听到他们政策演说中的学术术语。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学者们的研究很注重实证方法，因此，尽管有许多高深的模型或术语，但是其结论都要经过实际数据的检验或与实际社会经济现象相符；另一方面，领导人也常常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他们密切关注着学术的发展，关注学术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在政策制定与政策决策中。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政治领导人与教授学者间的角色转换和政治人物周围的学者智囊团。

随着中国的开放，国外的学术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大学和研究机构所接受和运用。而我国决策者的学术水平提高，也使这种研究的风气逐渐为决策者所接受。因此，我们在编写这一辑时，还是依第一辑的体例，着重从国际的眼光来审视前沿问题，而不是将自己局限在中国。

从方法上，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现实情况，在能不用数学方式的地方，我们尽量不用数学方式来表达，但是，由于学术研究的特性，在不少专题中，数学工具是不可缺少的，这就需要读者有一定的数学水平，这也是研究经济所必须具备的学术背景。

参加本书编写的作者，大多为经济学博士，而且大多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他们长期从事金融理论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们负责撰写的章节，都是他们长期研究的领域。由于我们介绍的是前沿课题，因此，有一些章节主要是介绍该课题在国际上的研究状况，有一些则有编写者自己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每一个课题中，都有很多未解决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正是还有如此多的问题没有答案，才使研究领域中的后来者可以通过我们的介绍迅速了解该问题的来龙去脉。同时，在每一章，我们列出了涉及该问题的参考书目，如果读者对于所介绍的理论有兴趣，则可以循我们所列书目进一步阅读。

作为主编，我对作者所写初稿进行了审阅和编辑，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同时，康以同同志和成家军同志协助我组织作者以及对初稿进行整理，做了很多工作，在此，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对于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课题过程中还存在的问题，请读者及时指正，以便修改。 本书由我和吴国祥同志研究、讨论并确定选题；中央财经大学和史建平教授、李健教授，对外经贸大学的吴军教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吴铭垒教授参加了提纲和样章的讨论；中国人民银行电教中心的马玉兰同志为本书出版做了很多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唐旭

于北京海淀区五道口

2002年12月1日